战至最后一人一弹董振堂战死错路的悲

在河北省新河县董振堂事迹陈列馆，矗立着一尊气势昂扬的铜像：他身材魁梧，束带叉腰，右手紧握军帽，目光注视前方。他就是董振堂，长征中的铁流后卫—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

纵观董振堂的一生，壮烈与悲情并重。早年间他曾在西北军中任职，颇受冯玉祥赏识，一路由排长递升至师长。年中原大战以后，董振堂部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从此开始了在国民党的军旅生涯。

年，董振堂所在的第26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山河沦亡的悲剧，董振堂不禁思索：自己投身军队的意义本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蒋介石却把剿共当作首要任务，这让董振堂在苦闷之余也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受一些共产党员的影响，董振堂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一支真正为民的军队，于是他便萌发了联合红军北上抗日的念头。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时刻。年12月14日深夜，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红军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董振堂率领1.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足见其过人的胆识。宁都起义后，董振堂的部队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担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红五军团自成立起就展现了不同寻常的战力。年3月7日，赣州南城门下，董振堂手舞大刀冲在前头，身后数千把大刀举起，一时之间，白光闪闪，杀声震天。董振堂和他的红五军团在赣州战役上用鲜血铸就了红军英魂。

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附近。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董振堂所率的红五军团则承担了最为艰苦的后卫任务。

长征途中，朱总司令曾说：“老五断后，我放心。”这个老五，就是红军第五军团，殿后的红五军团坚守着红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作战任务不可谓不重。正因为如此，红五军团也有着铁流后卫的美称，其军团长董振堂则被伟人评价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湘江战役后，作为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损失惨重，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人。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五军团因减员严重被缩编为红四军，由董振堂任职的军长。由于此时的红五军划归为红四方面军建制，从此便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

伟人率中央北上后，张国焘立即在阿坝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另立中央，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董振堂率领红五军进行了坚决抵制，为此也招致了张国焘的报复。张国焘借口红五军“不可靠”，派他的亲信黄超担任政委，之后又调离了董振堂仅剩的两个主力团，这实际上已经架空了董振堂。

由于当时红军是政委负责制，军政委的权力本就大于军长，而黄超的抢班夺权更是触及了红五军的生命底线。

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尚未得到修整，便接到了西征的命令。此时的红五军虽号称一个军，但实际上却不足人，甚至连武器弹药都极为短缺，每只枪也只能分到五发子弹。前文提到，政委黄超不仅带走了两个主力团，还带走了电台，致使董振堂无法与总部联系，最终酿成了红五军喋血高台的悲剧。

当马家军向高台发起总攻时，董振堂自知既无电台，又无支援，面对孤军奋战的局面，他决定率军突围。正在此时，早已离开的政委黄超却派人传来命令，强令董振堂部“死守高台”。无奈之下，董振堂只好同将士严防死守，不让马家军匪徒前进一步。我军伤员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趴在墙头上抡砖砸石，有的伤员为节省子弹，甚至扭住爬上城的敌人，与其同归于尽。一时之间，冲杀声、炮火声响彻云霄！

年1月20日凌晨，因寡不敌众，马家军匪徒冲进了高台县城。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董振堂大喊着，挥动双枪向敌人射击。子弹打光后，由于力竭援绝，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余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董振堂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将其悬挂于高台城楼上，随后又送往南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滔滔怒火，已不能阻挡红军将士复仇的火焰，马家军匪徒的所作所为必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历史硝烟虽已远去，而七十多年前红五军将士英勇西征、血洒疆场的英雄故事永载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