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省确定10个省级农村社区试点“三社联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这种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导、社会组织为载体、城乡社区为平台的管理模式,正为乡村振兴赋权增能——

“三社联动”,让乡村治理更有效

2月16日,正月十二,一场迎元宵晚会在云霄县和平乡坎顶村完满落幕。这台晚会由多方力量群策群力——驻村社工与村两委共同策划组织、漳州市芗城区春天义演团送艺下乡,村民自发排演节目。

这场晚会是坎顶村推行“三社联动”机制的最新实践。这套机制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供了一套全新方法。作为城乡社区“三社联动”省级试点,坎顶村发挥驻村社工专业优势,外引社会组织,提升村两委能力建设,活化多元社会力量,助力农村社区发展与建设。

社工下乡

年,坎顶村入选福建省第二批农村社工试点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自漳州市致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团队入驻坎顶村,将社工服务引入乡村。

“农村对专业社工服务的需求同样迫切。”闽南师范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黄耀明表示,“社会工作在需求评估、资源链接、精准服务、人性化关怀等领域,可为农村提供更多专业支持。”

进村后,社工团队便通过查阅档案、田野调查、重点访谈等方式,为坎顶村把脉。

“坎顶村是革命老区村。年起,村里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引进现代农企落地,投建现代设施农业,分散土地得到有效流转,村民得以在家门口就业。”坎顶村党支部书记吴来和说,尽管村庄不乏产业,但仍有部分村民生活贫困。

很快,致尚团队便梳理出村民们的需求。譬如,约有50户村民因疾病、残疾、年老、能力欠缺或文化水平较低等导致生计困难;留守妇女在农企务工,却因不识字连工资条也看不懂。

“我们希望能精准协助经济困难和发展受限的人群摆脱贫困。”致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王闽惠表示。

村里有一户低保户,早年因车祸导致一条腿残疾,性格暴躁,邻里关系紧张,后又因家人患重病而放弃工作,常年“等靠要”,时常有过激行径。

“对于这样的个案,传统救济局限于物质帮扶,专业化的社工帮扶则更重视通过情绪疏导、认知调整、能力建设等专业手法,从精神层面加以引导,并挖掘其内在潜力,提升其发展能力。”王闽惠带着社工跟进个案,倾听其心声,肯定他对家庭的责任,引导其发挥所长,种植售卖中草药增收。

为提升妇女能力,年夏天,社工开办起“巧娘班”,每周两晚上的课程,采用普通话和闽南语双语教学,为村里的中老年妇女们扫盲。

“三社联动”

去年,省民政厅出台《年推进城乡社区“三社联动”的行动计划》,在全省确定了10个省级农村社区试点,坎顶村位列其中。自此,坎顶村的社工团队迎来同盟军——来自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三社联动”的主体。

“三社联动”发端于上海,旨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整合分散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资源,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坎顶村的实践中,驻村社工起到枢纽作用。

“社工团队负责整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评估、设计和实施。”坎顶村“青耆同乐”农村“三社联动”试点项目督导陈雪云表示,社工可利用专业优势,与村干部及村民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评估乡村发现现状,挖掘乡村资源优势,赋能乡村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团队可根据村庄发展需求,进行资源链接,有针对性地引入公益性社会组织。

“在重阳节、春节等活动中,社会组织提供了义诊、剪发、写春联等便民服务,更为村里老人带来羽绒服、棉被等物资。”陈雪云说,目前在漳州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已近家,这为“三社联动”提供了丰富的外部资源。“和平乡广种枇杷树,然而大量枇杷叶被随意丢弃,资源利用率不高。为助力产业发展,市民政局对接了漳州市英才协会,对方派出技术人员到村里建立收购站回收枇杷叶,帮助村民增收。”

来自外部的社会组织资源有其优势,但难以长期持续地提供服务。因此,驻村社工们一方面外引,另一方面内培。

“我们通过引导、选择领头人、帮助建章立制等方式,培育孵化村庄自组织,实现村庄自我服务、自我发展。”陈雪云说,按照计划,坎顶村将重新运作老人协会;“巧娘班”将从识字班升级为妇女自组织,成为妇女们互助交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平台;返乡大学生、乡贤能人也将在村庄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三社联动”中,社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与村两委充分互动。更加了解村情的村两委,能够为社工开展工作提供更多有效建议。同时,我们也重视村两委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水平。”王闽惠说。

记者手记

深化探索

尽管“三社联动”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实践时间尚短,这套机制依然面临着联不动、无序联动等问题。

“有些社区工作人员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要花钱购买社工服务。”黄耀明在对省内“三社联动”案例进行调研后发现,认知偏差是其推进的首要障碍。认知偏差容易导致重视不足、配合度不高、投入不够。

同时,“三社联动”项目可持续性问题也令人担忧。

“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过程中,并未科学规划该买什么服务、服务预算多少、服务周期多久等问题,以致一个服务项目在不同的时段由不同社工团体承接,且随时可能中断。”黄耀明认为,这将影响服务成效和服务品质。他建议,加大各级财政购买“三社联动”力度,并科学规划项目的周期,如采用“三年一周期,一年一签一评估”的方式,同时引导企业及基金会加入购买行列,增加购买主体。

钱的问题重要,人的问题同样重要。陈雪云介绍,当前漳州全市有社工机构24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多人,其中持证社工名,但真正开展服务的人数占比并不大。一旦“三社联动”全面铺开,本地社工人才储备不足,不能满足需求。

此外,在“三社联动”实践中,还存在社会组织与社区能动性不足的问题。

对此,在具体实践层面,黄耀明主张,首先要构建乡村“三社联动”协调协作机制。“村两委、驻村社工与社会组织必须形成平等协商的协调机制,透过联席议事会议机制让三者形成沟通与议事常态化。”黄耀明表示,“村两委要组织、动员和引导群众支持驻村社工和社会组织开展工作;驻村社工要重点做好村两委及各类自组织的能力建设,解决乡村重点特殊群体的困境与问题,引入公益组织力量服务乡村发展;社会组织要发挥自身资源、专业、网络等优势介入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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