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太平兴国八年()，寇准在巴东任满，被调往大名府成安县担任县令。大名府离京城开封府很近，比起巴东来说，不但不偏僻，而且也接近权力中心，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寇准父亲寇湘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也是寇准出生及早年成长的地方，这次调动，应该说寇准是荣归故里了。
然而要注意的是，寇准这次尽管在官职上有所升迁，由大理评事升为著作佐郎算是上了一级，但差遣依然是县令，相当于平调。到达成安后，他写了首《成安感秋》，全诗下来，依然是一个“忧”字。此时才22岁的寇准，究竟忧从何来？其实最后一句“胡能效时辈，靦冒随沉浮”，就已经揭示出他忧愁的原因。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怎么能像当下一些人那样，厚着脸皮在宦海中沉浮，随遇而安呢”。
他是寇准，当然不能如此。可是三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个小小的县官，这也不由得他不焦虑啊。当年同一榜考中的进士当中，已经有人崭露头角了。也就在太平兴国八年()，跟寇准同榜的状元苏易简被任命为知制诰，这是专门负责给皇帝写诏书的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而另一位同年李沆则做直史馆著作郎，相当于参与宋朝的历史编写，而且还被太宗赐子了五品官服。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往往都是通往其他重要职位的跳板。
寇准来到成安县，依然用恩信管治百姓，依然很顺利地收税和征役。不过在成安县里，寇准却也做了一件让时人及后人相当佩服的事情。之前就说过，寇湘死后遗体一直放在成安县，此时寇准当了成安县令，兄弟们就来跟他说:爹的葬礼还没搞吧？他老人家生前在大名这里当幕僚，你现在又在成安县当县长，要不干脆把老爹安葬在这里算了，也算让他入土为安啊。但寇准不同意。
他说:“老爹的葬礼是还没搞，按照礼法，儿子是大夫，父亲是士，那么祭祀父亲可以用大夫的礼节，可安葬就只能用士的礼节了。我们老爹的文章品德都是人中龙凤，也是前朝的状元，因为遭逢乱世而始终屈居人下。我现在尽管是个正式的朝廷命官了，但还不够格封赠先人啊。如果这样就把老爹葬了，那他一辈子都是幕僚的身份，无法改变，我于心不忍啊。这绝不是我向老爹尽孝让老爹显贵的办法啊！”
旁人听到后，纷纷赞叹寇家有后。这个故事说明，寇准确实是胸怀大志之人，他不当官则已，既然当官了，就要当到能让父母先人获得封赠的职位。而且从他的施政看，他绝不是志大才疏之人。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因他的升迁而被追赠为少卿，后来更被追封为晋国公，赠官尚书令。有如此大志，却屈居县令，这如何让寇准不焦虑？但他当时没有想明白的是，宦海人生，哪有这么一帆风顺，他才22岁，年轻有为，只需要蛰伏等待，机会一定会来。事实上，不到一年，这个机会就来了。
公元年，太平兴国的时代过去了，宋太宗在是年改元雍熙，宋朝从此进人新的时代。早在两年前，党项首领李继捧入朝进献五州之地，欲归顺宋朝。其族弟李继迁知道后，心生不忿，并在当年策划攻打夏州(其地大约在今陕西靖边县)，从此带领党项走上与宋朝对抗的道路。至雍熙元年、二年之交，宋朝西线跟党项之间的战争正如火如荼。
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朝廷需要有人为前线筹措军粮。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寇准在巴东和成安的政绩，有很多官员看在眼里，故此时有人向朝廷推荐寇准，让他担起筹措并运输军粮之责。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推荐寇准的究竟是谁了，但他在推荐书中，把寇准比喻为汉代的鲁恭与卓茂，这两位无论是道德品行还是为官政绩，都是当时的佼佼者。
由此可见，寇准在其推荐人的眼中，也是一位才德兼备的好官。不过筹运军粮可不是一件美差，如果搞不好分分钟是要掉脑袋的。然而在寇准看来，这就是一个足以让他翻身扬名的机会。运粮不容易，可对于寇准来说，这难道比征收赋役还难吗？如果他只把筹运军粮的事完成交差，那后面也就没他什么事了。
从西边前线回来之后，寇准终于得到升迁，乃是通判郓州(今山东郓城县西)，成为一个大州的副州长，而这一干又是三年。在郓州的三年里，史料没有记载他的事迹，但我想他一定很用心地整理过他在西北前线的见闻。三年任满，他回到京城接受新的任命，而这一次，太宗皇帝召见了他，并跟他聊起了西北的战事，而且越聊越起劲，后来甚至当场让他写一篇关于西北前线的报告。
三年的准备终于有了结果，寇准立即把自己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再加上自己的分析、见解和思考，写出一篇《御戒策》交给太宗。太宗读了之后大为赞赏:好小子，这次就不要到外面去了，就留在京城里吧！于是太宗授予寇准右正言的官职，让他当直史馆，也就是跟五年前的李沆一样，去修国史。此外，皇帝还赐予寇准绯袍和银鱼袋，这意味着寇准正式进入中级官员的行列。
直史馆是通往其他重要职位的跳板，所以没过多久寇准就被调任三司任度支推官，然后又马上转任盐铁判官。三司是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门的总称，从后唐明宗开始，就把三司合而为由三司使统管，相当于财政部。宋初的时候，朝廷沿用五代制度，由三司总领财政，直接向皇帝汇报，并且不需要向中书负责，所以三司使的权力乃独立于中枢(中书和枢密院)之外，号称“计相”。
但在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废三司使，又重新把三司拆分为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门，分别设正使、副使，其下就是判官。所以，寇准担任盐铁判官，就相当于中央盐铁部下面的一个司长了。不过寇准的运气还没有结束，第二年，也就是端拱二年()正月，太宗召集群臣讨论边境防御之事，这一次寇准又再一次侃侃而谈，把边防的利弊分析得头头是道，再次让太宗刮目相看。
太宗是下定决心要重用这位年轻的大臣了，于是他问宰相，像寇准这样的人才，应该封个什么官？宰相想了想，说道：“要不就让他当开封府推官吧？”太宗听了非常生气，说：“这个差事怎能配得上寇准这样的人才！”宰相又想了下，说：“那就当枢密直学土吧？”太宗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就先当着吧。”于是在当年七月，寇准被拜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
以上是史料上明确记载的寇准拜枢密直学士的过程，但有些细节还是值得玩味的。比如宰相首先提出的开封府推官，是个什么官呢？开封府我们知道，就是北宋东京开封的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政府。长官当然是开封府尹了，但在宋初，这个职位往往是给皇位继承人留着的，而若以其他人当开封府长官，则是权知开封府，以谓临时之意。其下有开封府判官，相当于副市长，而判官之下，就是推官，其职能主要是审理开封境内案件，同时也承担一些府内事务。可以说，开封府推官，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北京市长助理。这个差遣在北宋的时候地位并不很高，但权力却很大，所以宰相提出让寇准出任此职，已经是相当高的提拔了。
可是太宗还是觉得不够，于是宰相才又提出枢密直学土这个位置。但即便如此，太宗依然觉得这个职位配不上寇准。那还能给什么职位呢？再往上提就是枢密副使了，可寇准此时才28岁，还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说白了就是资历不够，就这样提拔为宰执，恐怕难以服众。所以太宗犹豫了很久，最后才决定先让寇准干着，以后再说。
在拜寇准为枢密直学士的同时，太宗还给他赐金紫，也就是赐予金色鱼袋和紫色官服，这就意味着寇准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而此时离寇准高中进士也才九年时间。按理说这正是寇准平步青云直上云霄的好时机，然而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个玩笑，差点让他在高速前进的仕途上急刹车。就在这一年，寇准的母亲赵氏夫人去世了。
按照中国古代的标准礼节，官员若父母去世，必须丁忧守孝三年，在这三年里，不能担任任何职务，以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尤其对于本来正处于上升期的大臣来说，一次丁忧，可能就把一辈子晋升的机会都错过了。但如果皇帝很看重或依赖某位大臣，不想他因为丁忧而离开朝廷的话，可以行使夺情的权力，让他起复，重新出来当官。所谓夺情，顾名思义，就是剥夺孩子对父母尽孝之情，毕竟忠孝不能两全，当皇帝需要你的时候，孝心也就只能先放一放了。太宗显然非常看重寇准，所以他行使了夺情之权，让寇准继续留任。
结语
太宗如此看重寇准，难道就是因为寇准对边防之事了如指掌吗？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准了寇准的性格。起码年轻时的寇准，是一个急公好义、刚正不阿而又公正持平的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事情，无论如何他都会据理力争，而无所偏私——事实上这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此乃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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