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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帮会的发展与活跃,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帮会这种以底层社会群众集结模式的团体,对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实质的威胁。

在行动上,前期天地会在台湾发动林爽文起义,占据了除去府城(台南)以外所有重要城镇;晚清上海、闽南小刀会、两广天地会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哥老会向湘军大量渗透,导致湘军多次哗变,很多二三品武将都参与其中。广义上来说,白莲教、义和拳甚至太平天国运动,都有着帮会的背景。

在思想上,帮会提出的诸如“反清复明”,“替天行道”都在威胁封建君主统治的“正统”、“受命于天”的理念根基。

到了现代,诸多武侠作品中的“天地会”、“红花会”等都来自于清代帮会的各式传说故事。后世很多有组织犯罪的团体,诸如“三合会”、“洪门”、“青帮”等等,也都继承清代帮会活动的文化传统,让人感觉神秘又好奇。

在清代帮会活动如此活跃的原因很复杂,有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恶性膨胀造成大量流民的客观因素,也有满清统治与汉文化冲突、封建统治开始落后于时代的主观因素。

发展期:顺治到康熙

帮会这个模式并非是清代才开始有的,它起源于“异姓兄弟”这个习俗,包括:歃血为盟、焚表结拜、斩鸡头烧黄纸等等各种仪式。

无论是三国的桃园结义,还是《水浒传》中的将其实都是这个习俗。所以清王朝也不是一开始就对结拜兄弟这样的行为进行防范。

在顺治三年的《大清律》中,还没有针对拜把子或者帮会行为的法律条规,这说明帮会活动起码在顺治三年时还不是很频繁。

到了顺治五年,帮会活动便有了实质记载:

江苏如皋县王锡周等聚众结盟,以“大明中兴”为旗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陈之龙奏。

由此可见,最早的帮会活动的中心口号就是以“反清复明”为核心,到了顺治十三年,更是由明宗室朱存梧等结拜为兄弟,立誓“有官同做,有马同骑”,以光复明室为目标聚众反清。

本来“大明中兴”这样的口号即便是喊喊,也惊不起多大的涟漪,但是此次居然有明室宗亲参与其中,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

所以朝廷的重视程度也逐级上升,从顺治三年的没规定,到“异姓结拜为兄弟,鞭一百”,再直接到顺治十八年:“凡歃血盟誓封标结拜兄弟者,著即正法。”

“就地正法”这个惩罚虽重,但是依然属于“杂罪”,也就是社会影响并不大。

到了康熙十年,正式将其定为“谋逆罪”。

在此期间帮会活动发生了哪些改变,为何会引起如此的重视?

康雍乾时期可以说是清朝统治最稳定,经济最繁盛的时期,但是盛世之下,暗潮汹涌。却也是帮会活动发展壮大的时期。

在康熙年间,帮会总体活动还是在潜伏和萧条状态,对于帮会的态度,与康熙帝的执政理念也是一样的,以“宽仁”为主,当然指得是没有明确反抗朝廷的。

即便帮会活动被定了“谋逆罪”,但是有着评判标准,便是“歃血焚表”。在康熙刑部律例中:无歃血焚表行为的结拜,依然只是“鞭一百”。但一旦有“歃血焚表”行为的,直接“秋后处决”。

为何“歃血焚表”会成为一种惩处上下限如此之大的标准?

首先,康熙帝作为一个通晓汉人文化的统治者,对于类似“刘关张桃园结义”的这种行为特别的警惕,知道有没有“歃血焚表”对于汉人结拜的意义。

其次,满族人也同样有着类似的仪式,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就曾在天启六年与蒙古科尔沁奥巴台吉结盟,“宰白马和牛,焚香献畜。”

尽管康熙朝对帮会活动已经提高警惕,甚至胡萝卜加大棒,一手教化安抚,一手定律谋逆。

但是民间帮会活动依然屡禁不止,康熙朝中期有借“三藩之乱”以张三道为首的白莲教势力“设坛作乱”,献县胡维华“烧香聚众”,意图直接威胁京师。

到了康熙末年甚至爆发了以兄弟结拜为组织的台湾朱一贵起义,一度“破县城,进陷台湾。”福建地区则是处处开花,有重臣姚启圣奏折中提到的福建漳郡大到一二百,小到几十人的异姓兄弟结拜活动;惠安县的“南斗会”与“北斗会”的民间结社组织。

更有一种说法,也是金庸老爷子在《鹿鼎记》中对天地会起源的看法,认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派了军师陈永华,也就是“陈近南”,到内地开设了“天地会”。

天地会的总部便设立在福建的云霄县,这里有三条漳江的支流交汇入海,天地会著名的诗词也是接头暗号由此而来:

“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南方地区,尤其是闽南地区,因为清政府的统治较为薄弱,渐渐成为了后来很多帮会的发展源头。

成熟期:雍正

雍正朝是康雍乾的过渡时期,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康熙末年积累土地兼并加剧,流民问题不断出现,成为了民间帮会的成熟期。

此时的清代帮会已经开始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此时的帮会渐渐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宗教理念为纽带的帮会,如黄天道、悟真教、无为教等等,大量吸收北方没有土地的流民。

还有一种就是以行业谋生为目标的帮会,如罗教便吸了了大量的漕运水手,因为这些水手们常年在外,无家可归,又随时受到生存的威胁,“反有漕七省直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

其他还有山东手推车户的“小车会”,码头搬运工的“抬天会”等等。

雍正年间的帮会,无论是从组织结构,还是人员数量上,已经脱离了早期仅仅为了一个虚无的理念或者生存,开始有了明确的诉求和利益联结,走向了成熟。

这也导致了雍正朝开始对帮会严加查禁,从重治理的方式。

雍正年间的地方长官,能力最强,最受器重莫过于田文镜、李卫二人,他们都明确受到过指示,将查办帮会作为他们的地方大事来处理。

这二人一南一北,开始了针对帮会的行动。田文静主要的目标在河南,这也是康熙末期的帮会活跃基地,在河南田文镜活捉了龙华会的头领翟斌如、靳广等人,并在地方大规模整顿帮会的结拜活动和仪式,因此田文镜也被从正蓝旗提拔为上三旗的正黄旗。

而李卫在南方主要针对的是罗教,漕运对清政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这都些水手自然也不能抓捕了事,他一方面重新雇佣没有参与罗教的水手,查禁杭州周围的罗教的庵堂,改成水手的休息处。

另一方面对于罗教的核心组织成员,从重治罪,概不姑息。这两方面对于罗教的治理,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雍正年间对帮会的严加查禁活动,从河南和杭州这两个地方开始,蔓延至全国,可见对帮会治理的重视程度。

总体来说雍正帝对于帮会的治理是三位皇帝中最恰到好处的,康熙末年因为过于宽纵,导致国库亏空,地方积欠,甚至内部皇族也出现了争斗的迹象。

民间帮会在福建、重亲地区都出现了帮会明确对立清政府的起义,所以雍正帝势必要整顿风气,严加治理。

虽然大前提上是严加治理,雍正帝依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宽松,比如对于漕运的罗教,除了首领处以谋逆,下层帮众大部分也就是驱散了事。

也没有将邪教的查处蔓延至佛教、道教,力图维持地方稳定,保证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走向了巅峰。

巅峰期:乾隆

到乾隆年间,清代的帮会活动彻底走向了巅峰,民间帮会数量大幅增加,甚至转向公开斗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

其中,绕不开的便是上文提到的“天地会”,除开上文提到的郑成功军师陈永华创立天地会;

还有比较戏说的说法“少林五祖”创天地会;

比较权威的看法是:

乾隆二十六年,僧人提喜,原名郑开,号洪二和尚在福建云霄县莆美镇的观音亭与李少敏、桃元、朱鼎元等人结拜兄弟,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取名为天地会。(见中国人民大学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

天地会创立后迅速扩大,不仅积极发展帮会会众,而且不断进行武装反清活动。在乾隆三十二年爆发卢茂起事,乾隆三十五年爆发李少敏、蔡乌强起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林爽文起义。

林爽文在乾隆五十一年加入天地会,台湾彰化县人,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官府大肆逮捕天地会成员,并烧毁房屋,激起众怒。

林爽文带领民众以“顺天行道”,“剿除贪官,拯救万民”为口号,自封“盟主大元帅”,一路攻破彰化县城,半月内连下数城。

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前往镇压,结果在凤山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引得乾隆帝大怒,将二人革职,最终调福康安为钦差前往台湾,才将起义镇压。

在林爽文起义之前,清政府并没有发现天地会存在,直到林爽文伏法,才发现其背后的帮会组织。而且在此之后,台湾不断出现“复兴天地会”,使得朝廷将天地会视为心腹大患,在《大清律》中专门增加了针对天地会内容。

“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乾隆五十七年大清律

天地会对于清代帮会活动的影响之大,独此一家,很多人认为白莲教、哥老会、洪门等等都衍生于天地会,甚至说天地会是后现代的很多有组织犯罪团体的雏形。

而天地会活动一直到晚清时期都没有停止,而天地会也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分支,如三合会、洪莲会、和义会,洪门等等多达上百个。

乾隆帝更是采用了对帮会的从重从严惩处,将其制订入法律进行大规模治理,甚至一些最基本的民间组织也一并取缔,可谓是康乾盛世下最严格的时期。

到嘉庆年间,川楚陕的白莲教起义轰轰烈烈地走上历史舞台,也彻底告别了康熙盛世下对于帮会的“治理”,义无反顾走上了武装镇压的道路。

后记

很多人再谈及现代的有组织犯罪或者“黑帮”、“黑社会”的时候,会将其与清代的帮会活动联系起来。

也许在一些流传下来的“帮规”或者“仪式”来说,两者可能有传承的文化,但是性质却截然不同。

清代的帮会活动,正面的部分有对内相互帮助、对外自卫抗暴,负面部分也有抢劫、勒索、走私等犯罪活动,但是负面的部分大概只占了百分之十不到,且都为一般刑事案件。

清代的帮会与清政府无论是在行动还是思想上都是相互对抗的存在,基本没有相互勾结,更是没有得到其保护。

人们之所以将清代的帮会与现代的有组织犯罪联系起来,一是在清末民初,很多帮会蜕变为了黑社会,比如青帮、三合会等等。

二是很多的有组织犯罪团体继承了当时的很多风俗仪式,但也仅有这一点了。

但是并非所有帮会都蜕变为黑社会,比如致公堂,义兴会都在海外发展为合法的社团或者政党。

清代的帮会,是下层群众自发组织的民间结社,在康雍乾时期治理越来越严,却越来越多,本质上是特殊时期底层人民为了生存、反抗封建强权的共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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